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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13个精神病人的故事:只有死亡才能离开医院_健康界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19-05-29 17:11

如果家人同意,安定医院本可以将李凤英转到临近的综合医院抢救,但是家人也拒绝了。在相关责任书上,家人一次次写上“拒绝转院,承担所有后果”。6月21日凌晨,北京安定医院病房区,86岁的李凤英闭上了眼睛。直到去世,她没能再见女儿和老伴最后一面。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很早以前就被家人“放弃”了。李凤英的家人此前曾多次明确告知医院:如果需要抢救,不可以使用气管插管,除颤等这些有创的急救措施。如果家人同意,安定医院本可以将李凤英转到临近的综合医院抢救,但是家人也拒绝了。在相关责任书上,家人一次次写上“拒绝转院,承担所有后果”。事实上,早在上一次肺炎危及生命的时候,李凤英的家属已经和安定医院周边的丧葬用品店联系好了一切。因为精神分裂症,李凤英2003年住进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14年,直到死去,她再也没能“回家看看”。凌晨三点左右,李凤英宣告死亡,丧葬用品店工作人员带了寿衣过来。随后,她的遗体被运往积水潭医院太平间。李凤英的去世不是孤例。在安定医院的病房区,将近800名住院病人,约有2成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时间最长超过20年。根据医护人员的观察,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满足出院的条件,却像是被家人“遗忘”了一样,只能在病房等待生命的终结。对于李凤英这样被遗留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来说,生命终结或许是离开医院的唯一方式;对于这些病人的家属,死亡或许更多的意味着解脱。△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一亿不同于其他疾病,精神病仍是一个极具标签化、令人恐慌的病症。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之一,北京安定医院日均门诊量约有1500人。没有人能够轻易接受自己有精神问题。7月14日,在安定医院门口,一位丈夫抱着他身穿红色上衣的妻子,几乎用拖拽的方式将她带入医院的门诊大厅。妻子情绪异常激动:“我不是精神病,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在丈夫挂号的空隙,女子快步走出医院,丈夫只能转身追上去,用身体保护她“别做傻事”。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行为,耍赖式的瘫坐地上,喊着、叫着....在北京安定医院,这样的一幕每天都在上演。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每周三天的门诊,他的对面坐着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患者。经过诊断评估,符合条件的患者会被安排住院治疗。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出于安全考虑,对外的窗户只能打开几公分。从病房通往外面的世界,不到50米的距离,要经过两道门。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保管着钥匙,任何人进出都得锁门。在这个精神病人生活的小世界里,每天的时间以吃药开始,又以吃药结束。闹钟指向七点,病人坐在病床上,等待着护士到床边去发药。晚上八点,护士按照医嘱,最后一次发药,吃完药洗漱睡觉,一天结束。有的病人一天要吃六次药。医生介绍说,这些精神障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一般病情稳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具有暴力倾向,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相反,长期住院,缺乏康复训练,对病人健康状况不利。“精神病人的康复问题缺乏足够支持”,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认为,因为我们国家的社区康复和家庭支持都不够,这些精神病人反复住院。各地的精神卫生防治所,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但他们往往缺乏资金,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问题。家属的放弃、社会的歧视等诸多因素,一些病人最终留在医院度过余生。死亡,成了离开医院的最后方式。△精神障碍患者经过治疗后,一般病情稳定,长期住院,反而对健康不利消失的亲人八病区的病人刘志成不会知道李凤英去世的消息。李凤英的病区在二层,八病区在四层,虽然相隔不远,但在这里,两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交集。刘志成今年47岁。他在八病区呆的时间足够长了,差不多有10年。他有些驼背,走起路来松松垮垮,没什么精神。午饭过后,刘志成端着清理菜渣的塑料盆,走过窗边,没有多看一眼,他熟悉窗外的一切,一路之隔,是十三病区的四层楼房,更远处,能看见红色外墙的住宅楼。住宅楼很高,挡住了视线,再远,他什么也看不到了。10年来,负责照顾他的责任医生换了一拨又一拨。很多新来的医护人员需要翻看病历,才能找到他住院的原因。至于病情早已稳定的他,为什么没有被家人接走,病历中难以找到。每天早晨,病房上的挂钟,时针指向7点,意味着吃药的时间到了。值班护士带着药品挨个房间照顾病人服药。大多情况下,刘志成早就起床了。他接过药片,没有任何迟疑,甚至不会仔细看上一眼,便倒进嘴里。10年了,护士也无需向“关照”新病人一样,确认他是否真的咽了下去。因为精神分裂症,刘志成被送来进来,他依稀记得被当时的情景,一开始比较轻微,慢慢严重了,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又吃安眠药,又喝白酒。“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我把姐姐和姐夫打了”。他不记得把表姐打成了什么样子。生病之前,他在机械修理厂工作,结过婚。生病之后,夫妻散了,没有孩子。好心的姑姑将他从天津接来北京照顾,但姑姑很快过世了,唯一的亲属只剩下被打破头的表姐。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后,表姐很快也“消失”了。“我不乐意住,但是家里头也有好多事情不好说。我父母、大爷、姑姑,上一辈都没有了,剩下的都平辈了,这年月谁管谁啊,谁也不管谁。”入伏前一天,空调呼呼吹着凉风,但病区里还是有些热,刘志成低声说着,明天就入伏了,天儿还得热。“有时也想家”,刘志成的病友老谢在这里住得更久,已经14年了。老谢今年52岁,记忆力特别好。如果问他,他会清楚地告诉你,“我是2003年2月11号进来的。”来这里之前,他曾是中建一局的员工,“央企”,他特别加重了语气,透着一股神气的感觉。老谢没有比刘志成幸运多少。他最后一次见到家人是2011年,之后再也没人来,费用由单位缴纳。过年的时候,他还会打电话回家给自己的母亲,他知道姐姐的孩子已经三十多岁了。70岁的老姚基本属于被遗弃的状态。老姚身上穿的用的,都是医护人员给凑得,或是其他病人留下的。主管医生张磊接手七八年来,从来没有家属来看望过。“基本属于失联的状态,我从没见过家人,留给医院的三个电话,都是不通的,没有任何联系。”老姚的全部住院费用由单位承担,单位也联系不上他的家人,不过,单位给予的一部分补助和津贴,家属还会定期取走。△出于安全考虑,精神病患者一年里能外出活动的机会很少回不去的家病房内似乎并不缺乏亲情。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家属可以带着生活用品过来,和病人呆上一个多小时。那些来探望的家属,焦虑的表情被印刻在玻璃上。一个燥热的下午,母亲从门口递给孩子酸奶和熟食。一位患者的母亲,几乎每天都会来,在门外站上一会;一位年轻女子,才刚刚进门,还未见到自己的亲人,就泪流满面。7月19日,上午8点,病区主任带着值班医生巡护病房。张老太侧躺在病床上,瘦小的躯体像干枯的柴火,被单包裹着只有很小的一块。她看起来太老了,不得不在护工的帮助下,颤颤巍巍的坐起来,问刘主任:“你怎么不让我回家?”。问她住了多久,她会回答:“住了七八百年了”。老人只有一个女儿,老伴已去世多年。她的记忆已经混沌,总是把一位女性病人认作自己的老伴。张老太是逝者李凤英的病友。2012年两人一起从老年病房转到这个病区。未来,张老太或许将面临着和李凤英一样的结局。女儿仍然定期会来看望她。只是,回家是不可能的答案。刘主任很无奈,她曾多次和张老太的女儿商量,他女儿坦诚知道这些问题,但就是“没办法接回去。”无法照顾,是长期住院病人家属最常用的说法。李强,在八病区住了二十多年,今年60岁,他戴着眼镜,喜欢读报纸。八病区还有王海住了15年,冯敏住了15年,严文之住13年......病区主任姜涛列出的这一串名单很长,这些病人的病情已经满足出院条件,家属也会来定期探望。“但让他们给病人办出院转院根本不理,基本可以断定会住到生命的最后。”因为医保可以报销,医疗条件也比养老院好很多,有些家属等于把病人放在这里养老了。有些病人回不了家,只是因为家属和另一方的纠纷没有结束,被赌气式的扔在医院。荒谬的诉求,阻断了回家的路。经过两年多的治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王翠梅已经恢复的很好,完全可以出院了。王翠梅想走了,但是她出不去。医生询问她,是否愿意出院,她说“我愿意走,但是得由妈妈来接。”她的母亲是上访人员,在北京上访了10多年,一直要求某个央企石油公司给母女俩分房。王翠梅和母亲一直在北京上访,由于没有固定吃药,症状恶化,很多时间不吃饭,被救助站的人员送到医院抢救。从2015年住进来,王翠梅只是在入院那天缴纳了一万二,后面一直拖欠着费用,后来单位答应帮忙交钱,条件是让她母亲接出院,但是偏执的老太太必须“等他们给我们找到住的地方我就接出去。”至于拖欠的费用,也是让“让那个单位给出钱。”30岁的王章涛也被裹挟在类似的”纠纷“里,他在这里已经住了15年,现在基本不提回家的事情,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但刚住院的时候,他经常和医生说,“让家里人接我出院,让家人给我带本书。”他是河北唐山人,2002年由家属和当地政府送来医院。家属把所有责任推给政府,拒绝缴纳住院费用,也拒绝接回家,“他家人认为病人的住院,是政府有责任,在当地发病之后,相关部门的处理造成这个病人的病情加重。”平均三四个月,家人会来看望一次,王章涛有时还会问,家人就糊弄着说,“政府没给解决,你不能出去。”△社区康复匮乏、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遗弃”在了医院死亡与解脱死亡成了这些病人,离开医院的唯一路径。李凤英去世前两天,已经有发热感染的症状,医院通知家属建议转院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但家属给的回复是:“不转院,就在这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李凤英是河北人,只有一个女儿,老伴九十多岁了。住院的十多年里,大多数时间不能自理,医生反复给李凤英的女儿做思想工作,但她始终不愿把母亲接走。她有自己的苦衷,自己要上班,还得照顾父亲,再也无力照顾母亲。“接回家去,肯定活不了多久。”自2013年以来,李凤英出现至少三次肺炎,“经过我们的治疗,好歹还救过来了。慢慢感染控制了,就不烧了。”刘主任说,每次家属都不同意转院,承诺所有责任他们自己承担。医院没有办法,只能遵从家属的意见,和家属签署责任协议,“不知道签了多少次”。他们还要求,医院不得使用插管、除颤等可能有创的抢救措施。一年前,李凤英的女儿提前联系好了寿衣店,把寿衣的钱都交了。她给医院的说法是“就是死在这,也不可能转走。”6月21日李凤英去世,她的死没在病人中掀起什么波澜,病友以为她转院了,或者接回家了。一些的人离去甚至比李凤英更加痛苦、更加缺少尊严。徐风泽是被“活活疼死的”。他在安定医院住了12年,如果不是因为癌症,他也许会住更长时间。被阴茎癌折磨了一年左右,2012年9月,徐风泽“如愿”走了。“大夫,难受,疼,不想在这么活下去了,”在难以忍受的疼痛下,徐风泽多次表达生命早点结束的想法。他的体重从患癌症前170斤,下降到110斤,面部的明显得缩腮。癌症使得徐风泽整个泌尿功能都受到影响,肿块将泌尿系统遮住,下体腐烂,反复流脓,浑身散发着恶臭。即使天天擦拭,也清除不了。为了照顾他,病区给他专门安置了一个病房,主管医生和护理人员轮流给他去擦洗换尿,进行化脓处理。一旦紧急情况,还会联系积水潭医院的大夫来查看病情。徐风泽刚刚患上阴茎癌时,家属带他去综合医院看过,但是没有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法,反而又送回安定医院,像是“选择性放弃了这个病人。”患病期间,几个家属开始互相推诿。主管医生张磊记得,曾经有几个月时间,家属拒绝接听医院电话,医院不得不向家属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这是遗弃病人,要负法律责任。家属迫于压力,才不得不来。“如果通过手术的话,是可以延长他的寿命的”。张磊回忆说,后期的半年时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在医院处于临终关怀的状态。病人基本躺在床上,也动不了,在痛苦中离去。死亡本不应该在安定医院出现,它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没有太平间的医院。通常情况下,病人出现其他疾病或者需要抢救的话,由家属同意转往其他综合医院。“不是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你签的字无效,我们转过去人家医院也不敢收,只能在这等死了。”姜涛看着天花板,有些无奈地说。△作为北京市为数不多没有太平间的医院,死亡本不该出现在安定医院里“出不去”与“进不来”如果能及早接回家治疗康复,不敢说能够恢复正常,但是要比现在好很多。张磊觉得,长期住院实际会对部分病人的康复不利。照顾了王章涛八年,张磊发现,因为长期住院,和别人缺乏交流,王章涛对于正常的社会道德观念在减弱,原本人该持有的尊严开始缺失,会捡、要、偷别人的东西。“这些不是精神病症状。首先病人拿东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能,有吃好东西的意愿,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匮乏,没有,那么他可能会想其他的办法。”很多家属将病人放在医院养老,但作为治疗性医院,环境其实并不适合养老。安定医院自身的条件有限,没有多少康复设备,出于安全考虑,病人出去活动的机会很少,一年四季不怎么见阳光。社区康复匮乏、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视作累赘,“遗弃”在了医院。按照《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对于救治难的问题,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不过,目前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姜涛举例说,国外分裂症的病人,出院后不直接回家,社区有康复机构。家属每天领那儿像上班一样,做些康复训练,做手工、学一些乐器。另一方面,病人长期住院影响医院床位的流转。安定医院定位的职能是急重疑难病人,由于这些老病人不出院,其他的急重危难的病人就得不到治疗,流窜到社会可能更危险。几十年来,一直和精神病人打交道的姜涛对此表现出忧虑,“很多病人就去了其他的营利性医院,还有莆田系的医院,三天十几万的扔那儿,也不见得有太好的效果。”△每次的探视时间,是很多病人最盼望的“可怜,当然可怜”这些年来,医院一直在做家属的思想工作,寻找那些失联的家属,帮助这些病人回归家庭和社会。2009年,安定医院的医生按地址找到病人刘志成的表姐家,从下午六点等到晚上十一点,五个多小时,她死活不开门。有一次电话打通了,他表姐说“我们就没这个亲戚。”医院去过天津,带他到户籍所在地。当地派出所查询发现,刘志成的户口已经迁出,但没有迁入地。这意味着他户口也被注销了。“如果还有户口,也许能送入当地民政部门的精神病院。”病人归家的路很长,崎岖难行。姜涛陪同病人去过遥远的农村、闭塞的山区,最远到了宁夏。当地派出所、民政部门都不配合,基本都是怎么送去的怎么送回来。“上次送我们区那病人,村主任叫整个村的把我们给围了,病人你带走,千万不能留。”王章涛曾在医生的陪同下回到河北老家,站在熟悉的屋外,他最终没能喊开那道关着的家门。家人不愿开门,当地政府也不愿协调,反而带了几个工作人员,督促医生把王章涛带回。姜涛无奈地说,“因为我们要对病人负责,肯定不能把他扔自那里,那样对病人和其他人都有风险。”每年,医院都会集中清理,病区上报给医务处,医务处去联系,每次都没什么动静。“现在每年还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程序了,结果不重要了。”“可怜,当然可怜。”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杨护士,像是刘志成、老谢的家人,她很同情他们长期被困在这封闭的环境里。”他们也需要去逛商场出去玩,他们有这种欲望。”杨护士记得,以前带病人去十三病区附近的小商店逛一圈,他们高兴的像个孩子。而在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回家的渴望会被刻在门上。探视还没开始,病人们早早的趴在那里,向外面张望。原标题:【深度聚焦】被遗忘的精神病人 死亡是离开的唯一方式